从农家走出来的马列主义传播先驱——记陇县历史名人张仲实

在陕西陇县的历史中，张仲实的名字始终与革命理想、理论传播紧密相连。这位1903年出生于陇县城北店子村贫苦农家的青年，不仅是陇县第一位共产党员，更是中国革命史上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理论家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用一生践行了“半世纪翻译经典著作，一辈子宣传马列主义”的誓言。

一、陇县根脉与革命初心

张仲实，原名张安人，1903年7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陇县城北店子村（原名殿子村）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他的早年经历，是近代中国乡村知识分子寻找出路的缩影。少年时期，他在家乡读完私塾和高小，因家境困顿，甚至曾为膳食费而流泪。然而，求知的渴望与时代的激流无法阻挡。1922年，他怀揣着“实业救国”的理想，考入了三原的陕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

三原是当时渭北地区的进步思想中心。在这里，张仲实如饥似渴地阅读《新青年》《向导》《共产党宣言》等革命书刊，迅速被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所吸引。他不仅自己学习，还主动担任《向导》等刊物的代销员，团结进步同学，宣传革命思想。1924年，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1月即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担任了中共渭北特支书记，成为宝鸡地区（陇县时属宝鸡管辖）历史上最早的共产党员。自此，这位陇县青年将个人命运与民族解放事业紧紧联结在一起。

二、留学苏联与毕生志业的确立

1926年，经中共中央选派，张仲实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后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段经历彻底奠定了他一生的志业。初到苏联时，他甚至连俄文字母都不认识，却用身上仅有的9元钱，买下一本日俄辞典，凭借惊人的毅力刻苦自学。他的目标异常清晰：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填写履历表时，他在“回国工作的方向”一栏郑重写下了“回国后愿做党的宣传工作”。

在苏联，他与张闻天、杨尚昆等人在翻译班共同从事马列主义教材与著作的翻译工作。这四年的理论积淀与翻译实践，让他从一个革命青年，成长为具备深厚理论素养和过硬外语能力的专业人才，为他日后成为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的大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文化战线的“播火者”与抗日号手

1930年回国后，张仲实先后在唐山、天津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5年，经胡愈之介绍，他进入邹韬奋创办的上海生活书店，接任《世界知识》杂志主编，从此在国统区的进步文化战线崭露头角。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他以笔为枪，做了两件至关重要的工作：

· 系统译介马列经典：他主持生活书店编译工作期间，有计划地出版了包括《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国家与革命》等在内的二十多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汇编成“世界学术名著译丛”。同时主编“青年自学丛书”，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走向革命道路。

· 吹响抗日救亡号角：他是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积极投身营救“七君子”等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他与邹韬奋合办《抗战》三日刊，发表大量文章，驳斥“亡国论”，高呼全民抗战，并编写《国际现势读本》等著作，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四、延安岁月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40年，张仲实与茅盾等人历经艰险抵达延安，迎来了他翻译与研究生涯的“黄金期”。他担任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在窑洞的油灯下，组织领导了《列宁选集》20卷本等宏大的翻译工程。

尤为可贵的是，张仲实不仅是忠实的翻译者，更是自觉的思考者与推动者。他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有“教条式”和“创造性”之分，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已经学会了创造性地应用和发展马列主义。他撰文指出，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就是“中国的最优秀的真正马列主义的作品”。他亲自撰写了《毛泽东传略》《朱德传略》，为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作出了贡献。

他的工作与党的理论建设需求紧密结合：

· 1947年，他在山西慰问前线时，深入了解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并向中央汇报，最终促成了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 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前，他受中央委托，参与拟定十二本《干部必读》书目，其中《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社会发展简史》等均由他编译或编写，这套丛书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党干部理论学习的核心教材。

五、奠基新中国编译事业与桑梓情怀

新中国成立后，张仲实长期担任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副局长，全身心投入这项“宏伟的工程”。他亲自组织并领导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的翻译出版工作，为党的理论建设提供了系统、权威的文本基础，倾注了后半生的全部心血。

尽管长期身居北京，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根在陇县。位于其出生地店子村有张仲实墓，村中的村史馆内，专门展示着他的生平事迹，供后人瞻仰追思。这位从陇县走出去的“播火者”，最终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成为家乡永恒的红色丰碑与精神财富。

从陇县乡间小道到莫斯科的红场，从上海亭子间的书桌到延安的黄土窑洞，再到北京国家级编译机构的案头，张仲实用一生走完了一条追寻真理、传播真理、实践真理的道路。他不仅仅是一位卓越的翻译家，更是一位坚定的革命家、有建树的理论家。他将晦涩的理论外语转化为滋养中国革命的母语甘泉，在思想的上甘岭上，完成了一名“播火者”最光荣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