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宝鸡地区的影响及地下党组织创建

（1919年5月～1927年7月）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宝鸡地区一些觉悟较早的青年，如扶风县的张和鸣、魏青萱等奔赴北京，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哲学系学习。1919年5月4日，张、魏二人同陕籍同学杨明轩、王君毅、韩卓如等人参加了在北京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并赴赵家楼参与了对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斗争。张和鸣、魏青萱自“五四”运动以后至1923年回陕的这段时间，先后阅读了《社会发展史》《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书刊，学习了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

赵家楼旧址

1923年，张和鸣、魏青萱从北大毕业回陕，受聘到三原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三原三师”）和渭北中学任教。他们结合教学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并参与当地学界的各种进步活动。他们每逢假期回乡，还向亲友和当地学校师生传播科学知识和革命思想，启发群众的觉悟。

张和鸣（陕西扶风人）

“五四”运动以后，在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迪下，陇县的张仲实，岐山县的李琦、曹永丰、张云锦，扶风县的权珍卿、王又维、李特生，麟游县的赵伯经、刘耀庭、王子彬等一批有志青年，先后前往三原县及西安、上海等地上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接受革命思想教育。

赵伯经（陕西麟游人）

1923年夏，在全国人民为收回旅顺大连主权，掀起反日斗争高潮的推动下，在三原三师上学的麟游青年赵伯经、刘耀庭、王子彬等暑假回县，在高级小学向师生介绍三原等地反日斗争的形势，组织有90多人参加的“雪耻救国会”鼓动学生罢课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领土的罪行，反对懦弱的卖国政府。他们还带领学生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反对二十一条”“宁为华鬼，不做洋奴”等口号，并痛打了横行乡里的团总琴玉卿和恶棍罗大。1925年，赵伯经在三原参加“陕西援沪后援会”及支援西安学生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斗争中加入共青团，1926年初，在三原参加筹备农民协会期间转为中共党员，随后被派往乾县协助筹建党支部，担任支部委员。这年冬，被党组织派往国民革命军甄寿珊部开展兵运工作。

1925年至1926年，在三原县省立甲种工业学校上学的张仲实①和在省立三师上学的李琦、曹永丰等，在驱逐军阀吴新田的斗争中先加入共青团，后转为共产党员。

张仲实（陕西陇县人）

1926年5月，北洋军阀余孽刘镇华勾结吴新田围攻三原，学校被迫停课，李琦、曹永丰和共青团员张云锦，受三原党团组织的派遣，回岐山建立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他们得到进步人士、岐山县职业学校校长雷星阶的支持，选择便于联系群众的职校在岐山县城设置的收柴秤捐的“脚柜处”为据点，开展革命活动。7月，在该处建立岐山党小组（团员随党小组过组织生活），李琦任组长。他们首先引导职业学校和第一高小学生阅读革命书刊，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随后发展周肇岐、李秉枢，祁俊德、刘溥元、李璞玉、雷宏音为共青团员。雷星阶又介绍李琦、曹永丰等人做“天足会”的宣传员。他们借机在北山各乡开展反对军阀和土豪劣绅的宣传活动，启发农民的革命觉悟。

中共岐山支部成立旧址（岐山县城南溪沟关帝庙）

1926年9月，国民军首领冯玉祥，从绥远五原誓师南下解西安城围，迫使刘镇华溃逃，陕西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驻岐山国民军联军混成旅旅长韩清芳、县长苏民德思想倾向革命。李琦、曹永丰等在这种形势下加快发展党的组织，正式成立中共岐山党支部，李琦任书记。不久，接收雷星阶入党。1927年2月，根据中共陕甘区委提出的“党到农民中去”的号召，岐山党支部将党团组织分设，成立党、团特别支部，李琦任党特支书记，张云锦任团特支书记。随后派张云锦、侯百里、祁俊德、雷宏声、王文治去西安中山学院分别参加组党、军事政治、农运三个班学习，为革命培养骨干，他们在学习期间均转为共产党员。

雷星阶、李琦、曹永丰、张云锦均为陕西岐山人

与此同时，按照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决议精神，李琦、曹永丰、雷星阶等以个人名义跨党加入了国民党，帮助成立了国民党岐山县党部，雷星阶担任主任委员，李琦、曹永丰均为执行委员。岐山特支从此便以国民党岐山县党部的名义开展各项革命活动，促使岐山的军政要员和开明绅士逐步站到革命方面来。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镇压革命运动。当时陕西的军政首脑冯玉祥、于右任执行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态度一时尚无变化，革命形势还未逆转。当年6月，在西安中山学院上学的张云锦，根据岐山特支指示，向驻陕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于右任和省教育厅厅长杨明轩（共产党员）请示，撤销蔡蔚启岐山县教育局局长职务，委任雷星阶为岐山县教育局局长。雷任职后，即任命曹永丰为第一高小校长，李琦为职业学校校长，张云锦任职业学校训育主任，何士元（共产党员）为县教育局督学，从而掌握了岐山的教育行政大权。岐山特支根据陕甘区委的指示，以县党部名义发动学生、农民、士兵、职员举行规模较大的“五一”“五四”“五五”“五九”纪念活动及悼念“四·二八”李大钊等死难烈士的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及奉系军阀张作霖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罪行。同年6月上旬，特支派张云锦、侯百里、祁俊德、王文治等人，到贫雇农居多的落星湾等村建立5个农民协会，并成立区农民协会和自卫队。接收农民党员4名，成立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农民协会领导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土豪劣绅以创办农民夜校、兴修水利等活动。7月份，以特支书记李琦为校长，在离县城10余华里的刘家原办起单级师范学校，作为培训革命骨干的基地。这年6月，冯玉祥参加了蒋介石、汪精卫召开的“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支持蒋、汪合流，开始在陕西“清党”反共。岐山地方军阀对冯玉祥搞“清党”消极应付，地下党组织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直到第二年春季，党组织仍在继续发展。麟游、扶风的四、五个零散党员，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未能在当地建立起党的组织，但仍在各地不断开展革命活动。

落星湾区农民协会活动旧址（岐山县盘龙寺）

1927年春，当陕西的大革命运动进入高潮中，曾在三原三师参加过进步组织“渭北青年社”的权珍卿和进步人士魏青萱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指派为扶风县党部筹备委员。1个月后，筹备就绪，权珍卿被任命为县党部执行委员，魏青萱为常务委员。刚从上海大学回来的共产党员王又维，也被吸收为县党部的成员。县党部一成立，就张贴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卖国军阀”“铲除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等旗帜鲜明的标语口号，他们首先在全县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革命宣传活动。县党部工作人员分头深入各个集镇、乡村，通过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表演说，列举帝国主义制造一系列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和卖国军阀投降帝国主义，压榨人民的种种罪行，声泪俱下，激起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卖国军阀的无比愤恨。权珍卿除带头向群众作宣传外，还到驻扶风的国民军营地发表演说，向该部官兵进行宣传教育，使该部一些官员对扶风人民强征苛派的活动有所收敛。

李特生（陕西扶风人）

这一时期被上级党组织派往咸阳、蓝田等地搞农运工作的共产党员李特生，也常与权珍卿保持联系，共同商量搞好

扶风革命运动的计策。他向扶风学生报告北伐战争胜利后全国出现的革命形势，鼓舞青年学生的革命斗志。他回家了解扶风驻军师长陈发荣及其官员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就写稿登在陕西省的进步报纸《国民日报》上，予以公开揭露。

1927年年初创办的《陕西国民日报》

扶风县党部成立后，还积极领导开展农民运动。各区、乡都迅速筹建农民协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霸和抗粮、抗税斗争；号召妇女留短发，实行“天足”；利用农闲时间组织会员练枪习武。农协组织成立最早的杏林区，村农民协会有十多处，会员1000余人。1927年4月，区农民协会在青龙庙隆重举行成立大会。权珍卿、魏青萱等作慷慨激昂，切中时弊的讲话。豆会冯家村农民协会向群众宣传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铲除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大大激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农协会还利用天度镇逢古会的机会，组织会员和小学生到镇上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发表演说，宣传反帝爱国思想，并当会斗争了在乡里作威作福的天度镇恶霸王天虎。农民革命的风暴，一时席卷全县，使地主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无不为之胆怯。

学生运动在这时也有很大的发展。在县党部的指导下，全县学生联合会很快成立起来，积极配合农协会开展反霸斗争和“非基”运动。号称“绛帐王”的南乡恶霸卢树河，独霸乡里，为所欲为，学联会就公布他的罪状，将他捉拿到县，随后押送省高等法院审处。杏林区农协会在青龙庙召开成立大会时，学联会在会上配合进行宣传活动，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罪行。当时，有几名基督教徒在会场设帐讲道，诵念圣经，企图进行捣乱，激起农协会员和学生们的愤怒，纷纷上去质问，拆掉帐蓬，砸了讲道的摊子，几名基督教徒在一片斥责声中慌忙逃走。

县党部还积极着手清理地方财政，筹措教育经费，为发展扶风的教育事业筹集了一大笔专款。

1927年7月，冯玉祥公开追随蒋介石反共“清党”扶风驻军头子陈发荣及地方反动绅士互相勾结，疯狂镇压人民革命。国民党扶风县党部被迫解散，农协、学联等群众组织被勒令停止活动。权珍卿、王又维等相继转入岐山。权珍卿在岐山第一高小任教，并经李琦、曹永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又维在省立第八师范任教。他们都参加岐山地下党组织活动。

注释：

①张仲实于1926年11月，受党的派遣，先后进入苏联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长期从事马列主义编译工作，为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作出了卓越贡献。

（来源：《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宝鸡大事记述（1919-1949）》）